“命运”一词,其实包含了极丰富的内容,在不同地区,不同时代,不同历史背景下对“命运”有不同解释。文明古国如中国、巴比伦、希腊等无不在其学术思想和宗教上表现出其对“命运”的好奇。

执掌着人类的命运者,可归纳为二,一是在人,一是在天。这两种说法始于春秋战国时期,百家争鸣的其中两个派别,一为儒家,一为墨家。虽然二者出现时间相近,在中国的学术思想上同样重要,然而所发展出的却是两套完全相违背的理论。

儒家有所谓的“命”,现实生活中无论生死、贫富、祸福、是非等皆非人力所能作主,此皆受之于“命”。故《论语》中有云:“生死有命,富贵在天。”由此说明了人的祸福皆有其主宰,然而这并不是要人归于怠惰,而是要“尽命之正道而处”,顺其天命而行。

墨子对“命运”的看法跟儒家相反,针对现实状况而提出“非命”,墨子说:“王公大人能强力从事,则刑政必治;农夫妇人能强力从事,则人人必得温饱。”这便说明了贫富、饥饱、寒暖皆决定于人们努力的成果,故墨子的“非命”,其实说明了人的命运是由自己主宰,就算有着一些客观的因素如天灾等,可能会影响到人,人仍有能操控命运的能力,这就是“人定胜天”。

在宗教信仰方面,在中国发展了多年的佛教以及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对“命运”亦有不同的见解。佛教所说的命运,是一种因果关系,种其善因,便可得到善果,故佛家在这方面是表现出命运是由人自取、执掌的道理。反之基督教则认为万事万物皆为天主主宰,冥冥中自有上帝来安排,故信徒在困难、沮丧时会祷求天主指引。

命运之说因历史背景及时代之需要而产生。这亦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态度,认为命运由人自己执掌者是积极处世的,认为命运在天者则是消极避世的。其消极避世的思想实源自对未来的盼望,对命运的期待,人们在逆境中会自自然然地将错误归咎于天,同时又要向天作出期望,希望明天会更好。

因此李白说:“天生我材必有用。”实是其失意时的自勉之词,命运在天之说实乃失败者逃避现实的借口。

命运实握于自己手里,试问成功者有谁没有努力过而只会听天由命的?秦王嬴政的扫灭六国,发明家爱迪生的各项发明都不是坐着待着便会因天道循环而成功的。守株待兔的故事不正告诉我们,只有努力才能成功吗?努力是因,成功是果,故我们的命运确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。

现今社会发展一日千里,“命运在天”的避世思想已不适用,故综合墨家和佛家之说,成功靠打拼,人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,不应怨天尤人,自身甚至是整个社会才会有发展的机会。在这物竞天择,适者生存的时代,消极避世者会给淘汰,日美等国所以强大,盖茨所以富有,甚或诺贝尔奖的得主,哪位是将自己的前途,命运交托于上天的?只有自身的努力,才是成功的钥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