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的官员,是有文化自信的。因为是学而优则仕,要熟读儒家经典,再经过科举考试,成绩突出的,才能取得做国家公务员的上岗资格。这种国家干部选拔模式,由西汉至清末,由察举制到科举制,用了大约两千年。尽管弊症也多,但至少有两个好处:因为是以读书取仕,基本保证了官员的文化素质,在全体国民的平均值以上,其中有众多官员,自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专家,甚至是大家。对底层人的大门是敞开的,平头百姓只要读书有成,就有改变人生命运的机会,给普通人以希望之光,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权亮点。

西汉进行干部体制改革,最初是无奈之举,因为新的权贵阶层出现了,建国功臣的二代和三代在地方做大做强,甚至爆发了“七国之乱”,已经危及到国家安全,迫切需要对公务员的结构进行大换血。西汉的察举制,是推荐制,被推荐者的前提,是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礼记》《易经》《春秋》这五部经典读得出众的。东汉扩为“七经”,增加了《论语》和《孝经》,隋唐之后科举来了,必须经过严格规范的考试,考试范围扩大到“十二经”,在“七经”的基础上,把《礼记》《春秋》这两本书具体化,《春秋》细化为阐释研究《春秋》的“三传”,《左氏春秋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榖梁传》。《礼记》细化为“三礼”,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,再增加一部《尔雅》。到宋代,收入《孟子》,成为众所熟知的“十三经”。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范围缩小了,重点是“四书”,《论语》《孟子》,之外还有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,后两部书是“三礼”中的部分章节。熟读了“四书”,考个秀才是可以的,但要中举人,进进士,不研究“十三经”是过不了关的。古代的官员都是经过儒家经典浸泡蒸煮过的,有中国心,自然是中国气派。

秦始皇的焚书政策是公元前213年实施的,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毁书,不单是书禁,主要是思想禁,禁书的重点是六国的史书,《诗经》《尚书》,以及诸子百家著作。公元前206年秦朝结束,这个大帝国仅存在了十五个年头,不是被陈胜、吴广的游击队打垮的,是自己把自己弄崩溃的。西汉建立之后,汲取秦的教训,开书禁,解放思想,并且把思想同中国传统智慧密切联系在一起,熟读了“五经”,才能出仕做官,这是西汉帝国的大器之处。

古代的干部教育,重视中国智慧的同时,还重视对《礼记》这部书的研究和普及,礼是规矩,礼仪之邦是规矩之国的意思。《礼记》是中国规矩和中国秩序集大成著作。中国古代的政治,要求国民守规矩,但要求官员懂规矩,用规矩,并带头守规矩。通常礼和乐关联在一起表述,即礼乐制度。乐是《乐经》,孔子晚年删定“六经”,“五经”之外还有《乐经》,但这本书毁于秦火,佚失了。汉代儒生凭记忆整理出一部分,并入《礼记》之中。乐的核心是心态,一个人做成大事,健康的心态很重要。一个大国,尤其要有大国心态。“广博易良,《乐》教也”,“《乐》之失,奢”。奢是过分,也含有形式化的意思。大国心态,要防止过分之举,也要以形式主义为戒。

选自《美文-体现古代文化自信的事例》